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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压力正常吗?

发布时间:2019-09-11 13:28:52 已有: 人阅读

  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这项改革,意味着我国将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国益诉讼”“公益诉讼”“私益诉讼”并行,行政磋商与司法裁判相互衔接的多层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尽快实现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法律化,为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提供最为有效的法治化方案和途径,是当务之急。《方案》虽然对“生态环境损害”“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等概念有所涉及,但并未从法律角度予以界定。欲为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建立法律依据,首要任务是厘清基本概念、明确法律属性。

  首先,生态环境损害是一种新的损害事实,不能简单归属于传统民事侵权法上的侵权行为。根据《方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生态环境损害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这种行为与传统民法上的侵权在侵害主体、侵害利益、侵害后果上都有明显不同。这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生态环境侵害行为的属性,将其区别于民事侵权行为。

  其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防御责任,而非民法上的填补责任。要实现《方案》提出的责任明确的改革目标,前提是界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属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作为一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属于法律责任的范畴。但因为大多数生态环境损害的造成并非行为人的过错,法律责任甚至不存在对当事人行为否定的意义,而是基于个别正义与整体正义平衡目的而对利益关系进行的调整。这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并规定与其性质相适应的责任承担方式。

  再次,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种国家利益诉讼,而非一般的公益诉讼。《方案》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确定为省级人民政府及其地市级人民政府,并结合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相关安排。在我国,国务院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人的代表,地方人民政府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国有自然资源管理职责。这意味着,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不同于由法律授权人民检察院、环保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是代表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提起的国家利益诉讼,也应建立与公益诉讼既相衔接,又有区别的诉讼制度。

  由此,《方案》所承担的建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的责任追究制度的任务十分艰巨,迫切需要创制新型法律责任形式,建立专门环境侵害责任制度。当前,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体系的工作,为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提供了良好契机。

  其一,贯彻落实《民法总则》规定的“绿色原则”。《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为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良好基础。应结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要求,在民法典物权编中,规定物权行使的环境保护具体要求和普遍限制,完善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对相邻关系和地役权制度予以绿色改造,创设“资源利用权”,明确生态环境及其重要要素的“公共财产”地位、增设“公物”制度等。

  其二,制定专门的《环境责任法》,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作为环境法的专门责任类型加以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生态环境损害作出界定,《环境保》笼统规定了“损害”并将其引致《侵权责任法》,法律适用实践中发现问题很多。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水污染防治法修订案》采取了不完全引致《侵权责任法》的做法,但依然未能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为此,应启动专门环境责任立法工作,明确环境侵害的各种法律后果,建立系统的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制度,为生态环境损害提供完整的法律依据。

  其三,出台司法解释,建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公益诉讼、私益诉讼的衔接与协调机制。按照《方案》的要求,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制定《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基础上,根据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国益诉讼”特性,制定专门司法解释,明确诉讼程序以及法律适用的特殊规则。在积累司法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启动相关诉讼法的修改。

  (作者:吕忠梅,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会长)

  精准脱贫是一场攻坚战,如果说贫困户是这场战役中的战士,那么各级领导干部就是指挥员,而指挥员的作风无疑是影响战况的关键因素。最近媒体报道一些地方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现象,让人担忧干部作风问题不解决,脱贫攻坚怎能如期完成?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加强考核监督。

  不可否认,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在扶贫工作中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要看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风气仍然在一些地方存在,在有的干部身上还比较突出。群众反映这些人“说得多、做得少”“道理多、办法少”“填表多、计策少”“应承多、兑现少”……有的干部名义上驻村包户,实际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身在农村、心在城里;有的表面和气热情,实际上对群众冷暖关心不够;有的长期浮在上面,对下情知之甚少;有的凭主观决策,拍脑袋指挥,凭意气拍板;此外,还有上交矛盾的,推卸责任的,糊弄过关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精准脱贫的政策已经明晰,脱贫对象、目标也很明确,各级干部也制订了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然而,这一攻坚战的时间紧、任务重,如果作风依然故我,显然不能胜任指挥员的角色。因作风问题而落伍掉队,不但害人害己,还会贻误脱贫大业。事实充分说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已成为脱贫这一攻坚战中“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障碍”,可见干部作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打硬仗必须有硬作风。脱贫攻坚战就是转变干部作风的攻坚战。只有作风过硬,才能攻克堡垒,啃下硬骨头。所谓的作风过硬,就是根扎农村,心系困难群众,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讲实话,办实事,见实效,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

  脱贫攻坚的集结号已吹响,人民在期盼,干部转变作风刻不容缓。不能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拖了精准扶贫的后腿,拖了群众奔向美好生活的后腿,拖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腿。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这是党中央着眼于推进“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就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化。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方式仍比较粗放,传统农业基本还是靠天吃饭。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发展现代农业产业,走现代农业产业化之路。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还要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不断完善农业的基础科研、应用科研及推广体系,不断提高科技对增产的贡献率,从而提高农业产品产量、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生产技术科学化。

  二是实现生产经营信息化。其一,现代农业需要大量的信息资源支持。科学技术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光有这一点还远远不行。现代农业产业除了要具有较高的产量以外,还要形成产业经济。这一切,都离不开信息资源支持。其二,现代农业产业化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支撑。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现代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互联网+”带动传统农业升级,对农业商品的销售方式带来了突破性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步伐。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方面的进一步运用,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的产业链模式将是农业现代化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其三,数字农业是未来现代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数字农业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自动监控等高新技术为基础,力求节约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均衡,以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这是农业信息化的必由之路,将有利于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男篮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三是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上狠下功夫。一方面,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进村务公开,发挥社会各类人才、新乡贤等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法治思想建设,提高村民法治认识水平,特别要提高农民的法律保护意识,教育农民牢固树立学法、懂法、爱法、、用法的思想观念,增强个体法治意识,厚植法治文化,奠定坚实的农民法律保护基础。

  四是实现乡风建设文明化。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证和体现。必须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用文明之风滋养美丽乡村。需要注意的是,文明乡风的形成离不开良好的氛围,必须在营造文明乡风的浓厚氛围上下大力气。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热情,凝聚起新时代亿万农民群众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强大力量,还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勤劳善良等优良传统,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此外,充分挖掘并发挥当地优秀乡土文化、创造新型的乡村文明风尚,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总之,乡风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持久的工作,要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农村工作之中,坚持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组织和文明骨干分子的积极性,形成乡村文明建设合力。(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中国农民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这为我们全力以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党的以来的五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但是,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从总量上看,2016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300多万人;从结构上看,现有的贫困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是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当前,脱贫工作处于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和部署,必须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进一步强化脱贫攻坚责任制,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脱贫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在脱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在这一过程中,脱贫攻坚县(市)要真正承担起主体责任,强化驻村帮扶工作,帮扶工作队要真正“下得去、待得住、真扶贫”。要实施最严格的评估考核,发挥考核评估的指挥棒作用,提高考核评估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倒逼各地落实脱贫攻坚工作责任。此外,还要进一步强化扶贫资金项目监管,推进财政涉农资金在扶贫领域统筹整合使用,提高资金整合效率和使用效益。

  第二,继续坚持大扶贫格局,形成全社会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脱贫攻坚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坚持大扶贫格局,一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二要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三要坚持政府财政投入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继续增加金融资金的投放;四要积极开辟脱贫攻坚新的资金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脱贫。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第三,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近年来,随着贫困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方面的扶贫越来越紧迫,有的群众脱贫主动性不足,有的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有的群众脱贫之后缺少发展生产的技能,返贫风险较大。针对这些新出现的突出问题,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脱贫攻坚既需要“输血”,更需要“造血”,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志气、送信心,“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定要激励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增强勤劳致富的主动性,强化自我发展能力。同时,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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